南宋末年，南宋宰相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元军俘虏，并被带往北方囚禁，途中经过零丁洋，便写了“过零丁洋”诗来抒发国破家亡的感慨，全诗如下：辛苦遭逢起一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　　然而，鲜为人知的是，从文天祥被俘到最终英勇就义的4年时间里，竟然有无数江南人民担心文天祥会选择忍辱偷生，不能忠于南宋王朝，而是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文天祥能早一天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。

　　文天祥老部下写“生祭文”劝他舍生取义

　　文天祥从被俘那一天起，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了。

　　1278年12月，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，服毒自杀未成，被俘。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广州，而后北上前往大都。文天祥作为俘虏进入江西时，就决心开始绝食，希望船到自己故乡吉安时像为不食周粟的伯阳、叔齐一样饿死守节，“饿死真吾志，梦中行采薇。”在饿了八天后，却没有饿死，由于家乡已过，押解人按着鼻子灌食，文天祥没有能够在家乡殉国。他希望能够有机会逃脱，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岭中，而要世人关注下悲壮而殉节。所以，文天祥就“配合”押解他的元军，继续北上。

　　但是，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，他一直不殉国，让无数人焦虑不安、坐不住了，唯恐文天祥不死，担心他投降，从而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。

　　此时，南宋王朝已经彻底被灭，“旧中国”的无数官宦要么被杀，要么已经投降，包括文天祥的弟弟，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“沉默的大多数”并非不爱国，甘愿接受异族统治，但他们自己不愿意牺牲，那是“肉食者”当大官者们的事，但他们也有期待，就是希望别人为“旧中国”守节殉难。如今，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，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。也许，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“李陵”吧。

　　喊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，也是他庐陵（今吉安）的同乡王炎午。王炎午（1252年—1324年）字鼎翁，是一位爱国青年。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，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，参加抗元斗争事业，作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，很快却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，并“躲过”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。

　　这位当时28岁的王炎午，闻知文天祥押送船将过江西，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《生祭文丞相文》。王氏将《生祭文》誊写近百份，“字大如掌，揭之高砌”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自赣州、吉安、榉树、南昌等沿途驿站、码头的山墙、店壁诸醒目处。还派人在各处宣读：“呜呼！大丞相可死矣……文章邹鲁，科甲郊祁，斯文不朽，可死……为子孝，可死。二十而巍科，四十而将相，功名事业，可死。仗义勤王，受命不辱，不负所学，可死。……虽举事率无所成，而大节亦已无愧，所欠一死耳……”如果“志消气馁”，“岂不惜哉”！

　　总之，文丞相应该死，而且要赶快死。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，生命必须毁灭；忍辱偷生或者投降，就却意味精神的死亡。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“速死”以保持名节，这并非个体行为。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，并给其演奏《胡笳十八拍》的道士汪元亮，也在探望过后“勉励”文天祥：“必以忠孝白天下，予将归死江南。”

　　王炎午的行为，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“沉默的大多数”的道德要求，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因此很大。

　　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，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。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，在进入宋代以后，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，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，多数人并不去殉难，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。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，在其后也更有发展，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，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，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。

　　文天祥是千古一见的英雄，但是，身未亡，却享受“生祭文”，传世千古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。

　　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：“感情壮烈，语言精湛，亦属祭文中的杰作”。还有人认为：“洗练凝重，气势磅礴，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，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，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。”

　　劝死文背后的文化悲哀

　　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，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，与被玷辱的女子，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。中国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，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，如果不能迅速被杀，则最好及时自杀，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，反正是“期待”他们死掉。投降或屈服，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，如果被放回来，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，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。当然，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，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，他们“安全”地道德观望和审判，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，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。

　　然而，王炎午的祭文，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、壮烈下，却掩盖不住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。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，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，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。文天祥的生死，需要他自己的抉择，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；其他人，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，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。

　　道德价值的实现，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，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。所以，王炎午劝死文，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，它的出现，并非什么文化荣耀，反是一种文化悲哀。

　　从王炎午写《生祭文丞相文》，到文天祥被杀，其间有长达三年半多的时间。当文天祥在监狱中历尽折磨的时候，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，希望为挽救南宋做出卓越功勋的文天祥能够多活些时日，而是希望他早死。他一日不死，王炎午们的心恐怕都不会安。王炎午们的心一直会为文天祥能够按照自己的“理想”，敢于牺牲自己而担忧吧。

　　让王炎午们失望的是，文天祥并没有看到他“好心”的劝死文；王炎午们也可以宽慰的是，他们显然低估了文天祥的节气，不用他们的“督促”，文天祥自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和决心。

　　1282年十二月初九，是文天祥就义的日子。这一天，兵马司监狱内外，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，戒备森严。上万市民听到文天祥就义的消息，就聚集在街道两旁。从监狱到刑场，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，举止安详。行刑前，文天祥问明了方向，随即向着南方拜了几拜。监斩官问：“丞相有什么话要说？回奏尚可免死。”文天祥不再说话，从容就义，终年47岁。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，壮烈殉节。

　　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，是悲痛，也许更感慨，其中带着心安之情，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被判定了。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终结之后，他又作了一篇《望祭文丞相文》，第一句话是这样的：“丞相既得死矣，呜呼痛哉！谨此致奠，再致一言。”

　　文天祥殉难后，汉族人民以各种方式纪念他。1323年，在文天祥家乡吉州的郡学里，他的遗像挂在先贤堂，与欧阳修、杨邦乂、胡铨等并列祭祀。1376年，北京教忠坊建立了文丞相祠，后来，他的家乡吉州庐陵也建立了文丞相忠烈祠。文天祥的文集、传记在民间流传很广，历久不衰，激励着民族的正气。

　　点评：北宋号称出名相，南宋号称出奸臣。南宋末年，皇帝昏庸，奸臣当道，纵然文天祥再有才能，也是“大厦将倾，非独木能支”，个人扭转不了大局。曾经挽救明朝于生死存亡之际的大臣于谦就视文天祥为自己的榜样，野史中也将其作为文天祥
南宋时期最著名的抗金将领是?南宋抗金名将是

　　孟珙(1195年—1246年)，字璞玉，原籍绛州(今山西新绛)，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，祖父孟林亦是岳飞部属，随军至随州，定居于枣阳(今皆属湖北)。南宋优秀的军事家、统帅，民族英雄，抗金抗蒙名将。南宋中期宋蒙战争爆发后，曾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三分之二战线上的战事，由于其在抵抗蒙古军的杰出表现，被后世军史家称之“机动防御大师”。

　　藩篱三层

　　淳佑元年(1241)春，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，后进封汉东郡侯爵，兼任京湖安抚制置使，统领长江上游、中游的防务，正式成为南宋两个战区的主帅。纵宋朝300余年，没有任何一个武将能达到他的职权。尽管如此，孟珙依然尽心尽责地为国家出力。宋蒙战争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后，孟珙开始着手建立整体性的防御体系。

　　首先是大本营京湖战区的建设。孟珙引用三国名将陆抗的话：“荆州，国之藩表，如其有虞，非但失一郡，当倾国争之。若非增兵八万并力备御，虽韩、白复生，无所展巧。”他指出，长江从上游的秭归到中游的寿昌(今湖北鄂州，并非宋时鄂州)防线漫长，既有渡口，又有关隘，处处防守的话令人堪忧，因此必须倾全国之力守住荆襄一带。中游重镇江陵城，四周都是良田，孟珙发现这个情况后认为这样的平原没有阻拦，敌人骑兵能够很快到达城下。他亲手绘制工程图，组织军民在江陵附近以沮、漳、汉三条河流为依托，建起堡垒和隘口。后来襄樊的失守直接导致南宋灭亡，证明了京湖对于南方政权的重要性。

　　其次是屯田。孟珙认为兵以卫民为天职，民以养兵为义务，兵与民相依为命，“立砦栅”与“安耕种”相辅相成。从秭归到汉口，孟珙大兴屯田，调夫筑堰、募农给种，共有十八万八千顷。屯田使得军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了充分保障，朝廷也降诏奖谕。

　　孟珙贡献最大的是藩篱三层理论。他奏请朝廷，准备设立三层防线，第一层设在川东的涪州、万州，第二层设在湘西北的鼎州、澧州，第三层则设在湘西南的辰、靖及广西的桂州一带。全称“藩篱三层”。宋理宗对此也深表赞同，为了能更有力地支持孟珙的工作，宋理宗还特地撤销了四川宣抚司，将孟珙的四川宣抚使改为夔州路制置大使兼屯田使。(宋制，宣抚使高于制置使)这样四川制置司就只管利州、潼川府、成都府三路，四川成了三川，而剩下的一川被纳入了孟珙的直接管理下。

　　“藩篱三层”是具有远见卓识的，尤其是当时不被重视的第三道防线。孟珙已经指出蒙古军从云南、广西迂回进攻湖南的可能性。但是他反对朝廷随意向广西边境派兵的做法，认为那里遍布少数民族部落，只需要择人分布数地，”使之分治生夷，险要形势，随宜措置，创关屯兵，积粮聚刍“即可，就算蒙古人入侵，如果得不到当地土著的支持，必然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。而一味增兵，不但空费粮饷，甚至可能会激化同当地人的矛盾。果然，在孟珙去世六年后，忽必烈、兀良合台等人过吐蕃、灭大理、入湖南，得到了应验。

　　创办书院

　　宋朝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顶峰，读书氛围浓厚。孟珙身为武将，也非常注重文教事业。在挥师抵御蒙古入侵的同时，他不以武备费文事，于战乱之际兴建公安、南阳书院，影响深远。该二书院是没收官僚田庄建起来的，各建房层六十间，“在公安者即名‘公安书院’，实维寇祠旧址;在武昌者曰‘南阳书院’，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。” 书院建成后，孟珙奏请宋理宗为其题匾。

　　为了办好书院，孟珙虽然承担着京湖地区防御重任，但仍亲自选择有学问品行者为山长，全面负责书院的教学及日常管理工作，建立了自上而下书院管理体制。每旬有课，每季有试，空闲时间则学习骑射，大家都在努力学习以成就事业。书院的设立和开放式教学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

　　慧眼识英

　　在多年的戎马倥偬中，孟珙发现和培养了大量人才。这些人在孟珙去世后都发挥了巨大作用，很多都成为了南宋各战场上的顶梁柱。孟珙的几位兄弟自不必说，都是一时良将。袭扰河南之战的王坚、刘整，前者指挥了闻名世界的“钓鱼城之战”;后者主管潼川府路，可惜被排挤后投降蒙古，成了灭亡南宋的主谋大将(王曾瑜语)。而处决败将梁栋的监斩官，就是日后京湖战场大名鼎鼎的名将高达。嘉熙四年(1240年)，孟珙收留了一位叫李庭芝的青年，对他十分器重，任命其为主管机宜文字。果然，李庭芝于南宋末年成为淮东的主帅，与蒙元军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斗争。岳飞的岳家军涌现出张宪、岳云、杨再兴、李宝等名将，孟家军的人才也不遑多让。

　　值得一说的还有南宋最后一位权相贾似道，也是孟珙推荐的。淳祐五年(1245年)，时任沿江制置副使、知江州兼江西安抚使的贾似道，在淮西筑城，政绩斐然、名声鹊起。孟珙在了解情况后，认为是个人才，向宋理宗建议让贾似道接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的职务，并把初露头角的李庭芝推荐给了贾似道(关于贾似道的评价太复杂，此处不讨论)。至少在孟珙最初推荐时，贾似道身上表现出的才华，绝对超过了秦桧当年在靖康之变时的一张嘴皮子。在开庆元年(1259年)的鄂州之战，贾似道的才能得到发挥，甚至受到了忽必烈